倾水涸泽

　　晚上，见到了被小马和李丹称为绝版的《河殇》，薄薄的一个小册子，88年的简单装订，除了封面上一幅龙的图画外，没有任何花哨——竟然是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的。书的扉页上留着第一个购买者的签名和购书日期，深蓝的墨迹显得十分陈旧——果然生得一副禁书的模样。这副模样让我想起家里箱子那本发黄的被卷得不成模样的老版《第二次握手》。

 

　　回到北京，花了一个周末读完这本小册子。几乎没有感觉到它是在讲80年代的中国。或许这就是好书和禁书常常拥有的一个特点——书页再泛黄，内容也不显陈旧。《河殇》也是这样一本历经20年却一点没过时的好书。

 

　　在我刚刚的两岁的那年（1988年），中国播了一部以黄河为题的电视片，这部电视片与以往的风景旅游片大不相同。它“打破了旅游风光片空间位移的旧式构思”，意义非同小可，其被禁就是最好的证据。

 

　　六集电视片《河殇》的文字解说稿就是我复印的这本书。在书的序言里，总撰稿苏晓康讲述了拍摄《河殇》的基本构思——“尝试一种从文化哲学意义上去把握黄河的电视政论片”就反思和重建中国人心理结构的问题进行探讨。

 

　　写这篇文章，我并不想对这部电视片做什么总结或讲解。网上还可以搜到片子的视频，我多说也没什么意义，况且，政论不是我太感兴趣的内容。之所以想写一写这本阅读计划之外的书，是首先是因为我对心理问题很感兴趣。另外，对着新闻稿捣鼓了近一年的时间，我对一些社会事件也有所了解，我觉得，《河殇》中所提出的疑问与思考在现在依然是一个民族或一个个体需要认真对待的。

 

　　《河殇》的第一集用87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引出话题。事情是这样的：87年6月，洛阳和北京的两支黄河漂流队在拉加峡下峡翻船遇难，曾经漂流过长江虎跳峡的两位勇士也被黄河所吞没。而这些漂流队员之所以铤而走险，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对于这件与爱国思想和崇高联系在一起的事情，书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当这些漂流者抛尸黄河的时候，我们是称道他们有爱国精神呢，还是批评他们的盲目民族情感？

 

　　第一集还提到了中国人对于体育比赛的狂热，胜利的狂欢和失败的咒骂似乎比任何民族都来得猛烈——“中国是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书中认为，这种民族心理是应该抛弃的，“我们也许不必计较人家要来漂我们的黄河。江河漂流无非是一项体育运动，用玩命的办法去同人家赌这口气，似乎也不是有力量的表现。”“奥运会的金牌并不等于证明我们是强国。”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反思恰恰击中了中国人性格的软肋。但也同样可以肯定，即使到了中国已经以大国强国身份举办奥运的今天，这些言论依然会成为《河殇》被禁的理由。中国人的盲目民族情绪在今天并没有消退多少，甚至有时走上了极端。前段时间毫无理性地疯狂抵制家乐福就是证明。

 

　　第二集中，在对“亚细亚式”农耕文化的分析之后，书中写到：“秦始皇的这种伟大想象力（修建长城），仍是一种不能超越土地的想象力”，而“明朝重修长城就完全是一种失败和退缩的举动。”令人不解的是，这条退守了一千华里的明长城却成了中国人用来象征中国强盛的标志，事实上它不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光荣，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

在80年代，这一观点绝对是对中国人的一种警醒，那个时期正是一个固守落后文明的民族需要审视和改变自己的时候。或许，正是这种过于激烈的棒喝让《河殇》遭到了被禁的命运。

 

　　保守和封闭让中国一再错失了飞跃发展的良机，以致在呼啸而来的西方军事和文化侵略面前溃不成军。看起来，当代中国经历了改革之后的几十年发展，理应早就抛弃了固步自封的观念，也不在显得懦弱可欺。但事实上，在接受和发展西方开放观念的同时，许多国人却又暴露着一种更“没面子”的保守态度——对某些外国文化和经济产品的抵制大有举国义和团之势。这种“没面子”的态度里透露着一种小家子气：越是觉得自己是大国强国了，就越要表现出一种谁也不怕的气势。上文提到的抵制家乐福就不用再详说了，近来又有一些文化学者抵制西方电影《功夫熊猫》，声称别人窃取了自己的文化精华。除了这些较大动作的事件，网上的小范围抵制、辱骂和起哄更是屡屡不绝。

 

　　《河殇》电视片中，当年的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叶朗在谈到盛唐文化时说：“看一个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表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它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拒绝的还是开放的。”当今中国是强大了，有地位有钱了，但这些强大繁荣不是首要的，一个民族没有自信心、生命力和创造力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强盛。

 

　　教育是改变文化和心理最基本的起点，但教育在中国呢？抛开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不谈，教育这一职业在中国就是畸形的。教师，本应该是最需要自由空气和无限空间的职业，只有这样，教育才有可能改变落后的文化和心理，相反，则只能成为严重的桎梏。但现实呢？从80年代到现在，中国教师们的精神“就被压上了一段灰色的长城”，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自由和宽容。文化飞跃的灵光该从何处升起？

　　关于这一点，例子不用多举，范美忠事件就是活生生的明证。

 

　　最后一集，书中提出最关键的一点：中国人总在担心，“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中国人担心接受了西方文化就不再是“中国人”。以前有人指责穿西装的人不是“中国人”，现在有人痛骂反思中国不对之处的人不是“中国人”。这种沉重和浅薄的观念是中国人心理结构最需要改变的地方。

 

　　在举国抵制“ZD”的时候，杜克大学留学生王千源被指为“支持ZD”，遭到全国人民血淋淋的痛骂，连其父亲都出面为其道歉。且不管王千源对“ZD”是否支持，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具有大部分国人所不具备的素质，因为她知道，“Being a Chinese does not mean I cannot think indepedently.”。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谈到了民主和科学（五四的老话题了），“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泛伦理化，或者说伦理中心主义。这个价值原则必须冲破，必须确立自体主体。一个民主精神，一个科学精神，恰恰是我们民族中最缺少的。”而当今中国，最缺少的依然是这些，民主，科学，理性，独立个体。

 

　　说到这里，不难发现，《河殇》确实没有过时。它在80年代被禁，换做现在可能依然被禁。因为它还未过时，这些问题都没有过时。

　　但是，我希望《河殇》尽快成了一本过时的书。

 

　　PS：中学生应该读这本书，去深入理解一下中国历史。免得学完中国历史，只是像二愣子一样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瓦解，走不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道路，最终是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